以一号文件为动力推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农民

2019-09-11 04:01 来源:未知

今年两会,农民工问题再度成为热点话题,多名代表委员专门就农民工权益保护问题建言献策,而且更多关注农民工“幸福感”。

从农民到市民,幸福何时来敲门?

核心提示: 近日公布的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快落实放宽中小城市、小城镇特别是县城和中心镇落户条件的政策,促进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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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69亿人,80后、90后农民工占到70%以上。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更加渴望融入城市,更加渴望拥有幸福。然而,“进得来、留不下”的体制弊端严重制约了他们幸福感的提升。解决之道无他,惟有向改革要红利,千方百计促进农民工个人融入企业、子女融入学校、家庭融入社区、群体融入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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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公布的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快落实放宽中小城市、小城镇特别是县城和中心镇落户条件的政策,促进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并享有与当地城镇居民同等的权益”。这是后金融危机之际送给农民的一份大礼,同时也凸显解决农民工进城问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首席

农民工“幸福感”是一把尺子,不仅丈量着农民工权益的保障水平,也丈量着城市的文明程度和一个转型社会的人文关怀。面对农民工市民化这样一个涉及数亿人的改革,全社会都要努力为他们搭起通向“市民化”的阶梯,点亮他们的融城梦想,飙升他们的幸福指数。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以农业转移人口整体融入城镇公共服务体系为核心,推动农业转移人口“个人融入企业,子女融入学校,家庭融入社区,群体融入社会”。而这也正是孙小二及其家庭期待的。

目前,农民工已经达到城镇就业人数的近50%;建筑业中达90%;城市一般服务业达50%以上。实质上城镇的建设主体已经是农民工了。城镇的发展已经离不开农民工。

□潘洪其

(投稿邮箱:nmrbweiping@163.com)

■本报记者 秦志伟

农民工是最大的就业群体,也是潜在的最大消费群体。当前城市人口消费已接近饱和,农民工却是潜在的最大的消费群体。截至2008年底,中国城镇人口突破6亿,城镇化率为45.7%,服务产业的比重为40%左右。全国1.4亿农民工,加上家属可能有3亿人,如果这部分人口有条件在城市定居下来买房、上学、就业,无疑对于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推动农民工进城化解房地产库存,是近期广受关注的一个政策规划。日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明年经济社会发展五大任务之一是化解房地产库存。会议从供给侧提出了多项制度性改革,特别是落实户籍制度改革方案,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被认为对扩大有效需求,打通供需通道,消化房地产库存具有重要意义。

责任编辑:刘菁

在老家农村务农多年的孙小二2003年来到北京,他掐指一算,已经过去14年了,感叹自己的户口本上还是写着“农业户口”,没房不说,这正在为孩子上学的事犯愁。

但是,农民工这个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城镇建设的生力军却依然被排斥在城市体制之外,而且有不断被边缘化的危险。

城市房地产库存与农民工市民化,本来是没什么关系的两个问题,现在把两者紧密联系在一起,乃时势使然。近年来,一些地方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比较缓慢,不少城市习惯性地只注重吸纳农民工的贡献,对农民工的诉求和权益并不十分感冒,甚至出台不无苛刻的政策措施,人为抬高农民工进城的门槛。与此同时,许多城市的房地产库存压力越来越大,“房子太多卖不出去”不但是令开发商头疼的难题,而且因其降低了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影响了相关行业产业的生意,加重了就业、财政压力和银行等系统性风险,也成了政府不能坐视不管的大事。当上述两方面问题“碰”到一起,人们突然发现,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让进城的农民工源源不断地消化城市房市库存,岂不是一件两全其美的好事?

这段时间,孙小二家租住地周围的餐馆、部分超市、理发店等陆续被要求关门,把青春贡献给北京的他似乎又有了某种危机感。“有好的农业项目没?给我介绍介绍。”孙小二向记者咨询,而他回老家的想法已经酝酿好多年了。

尽管近年来中央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在总体上是有利于农民工进城工作和生活的,但是由于我国实行的是分级管理的体制,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在就业、社会保障等方面承担不同的责任,地方政府在制定和出台某种政策时,出于代表城市市民本位利益的考虑,在政策制度的安排上,不把农民工与市民同等对待,而是采取重堵轻疏、重管理轻服务、重义务轻权益、重城市人员就业轻对农民工安排的政策等。使得农民工进城就业和权益保障方面仍然面临着不少问题。

好事固然是好事,但不能不说,如果是为了要加快化解房地产库存,才想到要在加快农民工市民化方面下工夫、出实招,那就未免太过急功近利了。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促进农业转移人口等非户籍人口在就业地落户,这些加快农民工市民化的改革措施,本身具有内在的逻辑和独立的价值,而不能简单视之为特定时期去房地产库存的一种应急手段。也就是说,加快农民工市民化,是加快城市化进程和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关键环节,其中扩大城市居民的住房需求,有利化解房地产库存,应当是农民工城市化的客观结果之一,而不能反过来说,加快农民工市民化主要是为了化解城市房地产库存。

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像孙小二这样的农业转移人口不在少数。“就业不稳、家庭不全、居住不定、服务不均”是对他们的真实写照。

澳门新葡11599,目前绝大多数大中城市都取消入城落户指标,对农民工落户实行“准入制”或是“积分制”。农民工只要符合相关条件就能落户城镇,再也不受入城指标的限制。主要实行以具有稳定就业和住所为基本条件的户口迁移准入制。其准入条件包括与户籍居民的亲戚关系、学历或专业技术标准、投资与纳税贡献以及受表彰的全国劳模、省市级劳模以及高级职称的技师等。截止到目前,全国不少省份都出台了以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性质划分的“二元制”户籍登记管理模式,统一为城乡户口登记制度为主要内容的“一元化”户口管理改革措施。

还应当看到,把农民工城市化与房地产去库存结合起来做文章,并非只有“农民工进城买房”一种形式。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明确深化住房制度改革方向,以满足新市民住房需求为主要出发点,以建立购租并举的住房制度为主要方向;要发展住房租赁市场,鼓励自然人和各类机构投资者购买库存商品房,成为租赁市场的房源提供者。无论是在城市已务工多年,还是刚刚从农村来到城市,农民工都拿不出多少钱来买每平方米动辄几千上万元的商品房,所以不要指望房地产市场向农民工“充分开放”后,能够带来立竿见影的去库存效果。在起初一段时间里,进城的农民工可能仍将以租房为主,包括公租房在内的住房租赁市场,可能将成为房地产去库存的主要力量,政府和开发商对此都要有足够的耐心。

日前,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韩俊表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过程,实质是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过程。“农民在户均不到半公顷的土地上搞农业,是不可能达到全面小康水平的。”不难看出,加快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已是大势所趋。

就县及县以下小城镇而言,根据目前全国的情况看,小城镇与农村之间依附于户口分界上的城乡利益差别明显缩小,虽然各地具体政策不一,对到建制镇落户的人员,一般不受年龄、居住年限及其他的限制。

最重要的是,城市在吸引农民工进城化解房地产库存的同时,应当为进城的农民工提供相应的配套政策和公共服务,让农民工在城市中站得住脚、住得起房,逐渐融入城市的社会经济生活,最终成为与户籍人口享有同等权益的新市民。政府一方面要出台积极的政策措施,鼓励、帮助开发商降低房价,使更多农民工成为商品房的目标消费群体。

孙小二的城市梦没有破碎

总体而言,目前的准入制、积分制、“暂住转居住”或统一城乡户口登记管理制度体现了稳妥、渐进的户籍改革思路,但其实质仍然是“换汤不换药”,是非常有限的增量改革,并未触及深层次的二元户籍的基本体制。在这些措施下,不少城市有资格申请城市户籍的人仅限于拥有高学历或技术专长的人,而把大多数渴望融入城市的农民工拒之门外,其实质仍然是不公平的。而在名义上取消了农业、非农业两种户口的地方,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附着在户籍制度之上的城乡居民福利、权益。

另一方面,要切实履行政府职责,扩大和完善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基本公共就业等公共服务,让农民工子女有学上、生了病看得起病、就业创业有基本保障,为他们解决各种后顾之忧。这些工作做好了,才能增强农民工对城市的归属感和责任感,提高他们参与城市房地产去库存化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2003年,初中还没有毕业的孙小二只身来到北京,经过多年的打拼,在北京结婚生子,因为夫妻双方都是外地户口,孙小二家目前还是租房子住。但客观地讲,孙小二并不是没有买房的机会,只是那时候他更爱车。

中央一号文件的有关促进农民工市民化应是在此大背景下的考量。因此,应该以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为推动力,大力推进和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促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

孙小二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他万万没有想到北京的城市化进程走得这么快。他现在租住的地方在北五环,“当时还很荒凉,现在高楼耸立,各种生活设施比较齐全。”孙小二感叹道。

看到当时来北京同批人都有了房子,孙小二还是后悔当时的选择,因为那时他还是有资金的。但2011年就不一样了,北京开始施行限购政策,规定只有连续5年以上本市缴纳社保或个税的非本市户籍家庭限购1套住房。

虽然没有房,一家四口过得还算幸福,但一晃几年又过去,孩子该上小学了。“现在还没有问题,可以在北京上,但以后就不行了。”孙小二告诉记者,这正是他打算回老家最主要的原因。

当时,看着孙小二在北京过得比较好,同乡的好多人也相继来到了北京。和孙小二一样,他们当保安、卖电子产品,也一步步融入了北京这个大社会。但因为行业不景气、孩子上学等原因,他们又相继离开了,只有孙小二还在坚守。

不是不回,只是对北京还有一份感情在。“现在老家那边发展得也挺快,跟北京的差距也不像以前那么大了,回去也挺好。”但即便回去,孙小二也不可能再务农了,这是因为他市民化的意愿比较强烈。

在全国,和孙小二一样的人有2.82亿人。据抽样调查统计,八成农业转移人口即便不放开户口,也将长期留在城镇,而愿意在地级以上大中城市定居的占53.2%。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认为,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不仅符合农业转移人口的要求,也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措施。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内涵界定为:以农业转移人口整体融入城镇公共服务体系为核心,推动农业转移人口“个人融入企业,子女融入学校,家庭融入社区,群体融入社会”。而这也正是孙小二及其家庭期待的。

城乡二元结构与三元结构

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正是中国农村改革初期,大量农村劳动力转向非农产业就业,其中不少农民进入城市务工经商,形成了一股民工潮。

当时,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院长黄祖辉教授就很关注这一现象,认为真正要解决农村劳动力进城问题,不仅要解决他们的非农就业问题,还必须解决他们的身份问题,即与城市居民一样,享受同等的公共福利待遇,于是提出了农民“市民化”的概念和内涵。

1989年,黄祖辉等人发表了《农村工业化、城市化与农民市民化》的文章。“根据相关文献的检索,这应该是在国内外最早提出农民‘市民化’概念的文章。”黄祖辉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的确,解决农业转移人口身份问题是一个难题。和孙小二一样,尽管在城镇就业和居住,但他们户口还是农业户口,还不能和城镇居民享有同等就业和福利待遇。

受访专家指出,长期以来,我国在消除城乡差别的改革思路上,多以户籍改革为手段,试图通过改革来一次性解决农业转移人口的差别待遇,但效果似乎并不是很明显。

事实上,一次户籍改革的牵涉面广、成本高、障碍多,而这也成为了户籍制度改革深入推进并饱受诟病的原因之一。

这样,在城镇化进程加快的背景下,原有的城乡二元结构非但没有打破,反而正在向新的城镇居民、农村居民和城镇农民工三元结构转变,这是专家们普遍反映的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农业转移人口政策取得重大突破,形成了相对完整的政策体系。各地区各部门将农业转移人口工作摆在重要位置,突出解决好转移培训、权益保护、社会保险、子女就业等农业转移人口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进行了很多有益的探索。

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指出,保护农业转移人口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还没有形成,他们进得了城但留下来的问题仍很突出,农业转移人口管理制度还没有从根本上摆脱城乡分割二元体制的影响。

其中包括,城乡平等的就业和收入分配制度还未形成、参与社会保障的比例还不高、覆盖农业转移人口的城镇住房保障体系还没有建立、农业转移人口子女高中阶段就学问题突出等一系列问题。

而黄祖辉调查还发现,目前有接近2/3的进城农民,认为即使流入地政府能解决市民化问题,自己仍打算回老家。他分析,其原因很大层面上与自身在农村的权益能否真正实现或能否带走有关。

他们担心的权益主要包括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及其房屋权、村集体经济权益等。“在现行体制下,几乎没有农民愿意放弃自己在农村的权益而彻底离开老家的。”黄祖辉告诉记者。

毋庸置疑,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已是大势所趋。但在推进过程中,专家发现不少政府和部门顾虑很多,其中就包括不知道需要支付多少成本,担心陷入被动。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测算,每个农民工市民化所需公共支出成本为8万元。该课题组指出,在城乡统筹大趋势下,不管政府部门推动不推动,这个成本都需要支付,推动得越晚,成本越高。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魏后凯研究员判断,今后一段时期,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增长速度将有所放慢,“目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综合进程只有40%左右。”魏后凯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考虑到当前农业转移人口规模大、市民化程度低、面临的障碍多,魏后凯认为,应该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需要分层次、分类型、多途径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

以多途径解决本地农民市民化为例,魏后凯建议地方政府鼓励城市近郊和小城镇从事非农就业的农民,到城镇创业、就业和居住,就地转为市民,实现市民化。

同时,“按照自愿原则,依托县城和特色小城镇,鼓励返乡的农民工回家创业落户,就地实现市民化。”魏后凯说。

针对目前我国存在大城市人口压力大、中小城市吸引力不足的问题,黄祖辉认为应该通过产城结合和城市群发展的思路和空间布局来解决。

就目前国内推行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模式,黄祖辉认为比较好的是通过区域内城乡社保并轨模式。“这种模式主要在经济发达地区能做到,但对区域外流入的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问题解决,仍然缺乏适用性。”黄祖辉说。

至于对外来人口市民化采用积分制的办法,黄祖辉向记者分析,由于积分的确定存在对不同人口的显著偏差,因而总体上还是个控制人口流入,而不是积极解决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办法。

当前,我国正处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时期,按照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农业供给侧改革要有“三个激活”,即激活市场、主体和要素。在黄祖辉看来,这“三个激活”既与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有关,又与农业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相关,也与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密切相关。

“只有在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过程中,既加快城乡一体的社保体制改革,又加快农村集体的产权制度改革,才能从根本上实现我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黄祖辉说。

《中国科学报》 (2017-07-05 第5版 农业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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